式的教条而复归“质”与“情”本身①。

形式主义造成的局面是：“教养一种可以许诺的动物的任务，正如我们已经领会到的那样，包括了那 个作为条件和预备的较切近的任务，即首先把人弄得必然、形式单一，在同类中相同、合乎规则，达到一定程度，从而弄得可以估算。”这种“教养”在尼采看来就是“礼俗德教”②，落实到中国历史，便是礼教或曰 名教。1928年，胡适就批评国民党的形式主义，指认“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 上有的是口号”，“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③。而“真正的党徒不再学习，他只是体验并作出判断”④。

荀子曾经论及三种情文关系，恰恰对应形式化、流于形式主义和再形式化的三个阶段：最初的“至备” 状态是“情文俱尽”、情文合一，就是子贡所说的“质犹文也，文犹质也”⑤；随后是“情文代胜”，时而出现情胜 文（质胜文），时而出现文胜情（文胜质）；最后则是“复情以归大一也”，即通过“救伪以质”实现再形式化⑥。

梁漱溟对形式主义与再形式化的问题也颇有自觉意识。他指出，中国社会“极尽人情蔚成礼俗”，社 会组织是“松软灵活的”，但行之日久，政治力量推行的结果就是“机械化”，“机械化”走到最后，“原初的 意义尽失”，故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有“吃人的礼教”之称，吞噬了人们的“自觉心”⑦。梁漱溟还进一步指 出，“居丧的时候，哀泣之情为质，披麻戴孝就是文”，但是“许多礼文都要破坏，破坏之后才能激发出、显 露出较实在的感情”，“实在的感情露出来，即所谓复活，更生”，这就是要正视形式主义对情与质的伤害， 然后再“由质还要慢慢到文里去，而有许多表示、规矩产生”⑧，即实现形式主义之后的再形式化，以重新 唤起中国社会的生命力。

经由梁漱溟的提示，以形式与形式主义为视点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危机带来新的认识。近代

中国遭遇的危机是在中西碰撞下的秩序危机，但中国人对危机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鸦片战争时，西洋人“展现在中国人眼前的第一个形象就是舰船的迅速，利炮的声势”⑨。这种震动固然促使近代先进人物“开眼看世界”，但最初只停留在船、炮所代表的器物或技艺层面，直到从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反思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时，才逐渐意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虽由西方列强的枪炮诱发，但更是自身秩序形式主义的后果。

在制度层面，西方的挑战使中国人意识到既有制度徒有形式而忽略乃至背离其初衷，现行秩序面临 科举制难以提供新学知识的文教崩溃、从东南互保到军阀割据对中央政权的挑战、向列强割让领土与开 放口岸、内外交困下的财政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不过，针对这一系列制度上的形式主义问题，无法再用 帝制时代反复上演的再形式化重塑中华秩序，先进士人遂有“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的感叹⑩。

相比于制度上的形式主义，中西交通最重要的是揭示出华夷之辨沦为一种思想上的形式主义。华 夷之辨是中华文明形式化的重要内容，它的基础是华夏与夷狄的文野之分，同时又因为强调“中国而夷狄

①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 1112 392—1394 556 页。

② ［德］尼采著，赵千帆译：《善恶的彼岸 论道德的谱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370 页。

③ 转引自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 年，第 164 页。

④ ［德］尼采著，杨恒达译：《人性的，太人性的》，第 408 页。尼采还指出，与形式主义导致的教条和呆滞相比，“活到 老、学到老”则真正体现了“雅典的健康和不可穷尽”。

⑤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第 160—161 页。

⑥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5页；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6 页。

⑦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 2 卷，第 201—202 92 页。

⑧ 梁漱溟：《帮助大家对讨论问题作一准备——指点给大家讨论问题时应有的一个眼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909 页。

⑨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三联书店，2017 年，第 51 页。

⑩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19 年，第 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