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最终实现统治空间的形式化（合题）， 此即中国历史地理的大势：从沿着自然水文发展的跨经度生存状态，转变为克服南北水域限度的跨纬度 空间，同时还逐渐跨越农牧分界线，逐渐由“小中国”发展为“大中国”。

政治形式化之四是社会结构的内外之分。中国社会结构，以“士”为基准划分不同人群类型，其居处 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逐渐推远。行商坐贾处境复杂，虽然有货物或商人的流动性，却有清晰的约束空间，因此即便商人发展成“豪家”，甚至可能会影响“势家”，历朝也不过执行抑商之策，而始终能容其在天 下之中。

游侠虽然处在官方所管辖的地理空间之中，却寻找律法的隙缝，作为“法外”之人往往游离于既定的政治约束之外。北族游牧者虽然有一个大致清楚的游动地理空间，却在汉地政权管辖的地理与政治空 间之外，难以持续纳入郡县中国的疆域。“游”的行为是一种非政治的客观化呈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 反政治的，其要命之处在于不是反对某个特定的统治者，而是反对统治关系本身，所以说“游”就是对政治形式化的反抗，游侠与游牧二者俱不能为汉地官家所容。

与之针锋相对，政治形式化的一个表现是对“游”的规训：对内而言，游民、游侠逐渐消失；对外而言， 农业中国始终面临北族游牧者的挑战，如何将其收拾进中原系统是个持续上演的历史性问题。在这一 意义上，农业化指向的编户齐民不只是人口统计学，更是政治形式化在生产形态上的表现①。所以，《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和《后汉书·独行列传》后，二十四史中的“游侠”便消失了，史书形态的变化 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游侠经过政治形式化而被纳入常规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隐逸者也游走于社会边缘。《史记》七十列传之首的《伯夷叔齐列传》就以伯夷、叔齐 两位隐逸者为核心。伯夷、叔齐的人生三阶段也展现出隐逸的三个层次：他们首先是拒绝作统治者（不 继承孤竹国国君之位），继而拒绝作被统治者（反对武王伐纣），最终否定政治形式，即反对统治本身（不 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前两个层次是非政治的，最后则落归于反政治。但随着编户齐民的历史进 程，《后汉书·逸民列传》后，二十四史就再无逸民了，这也从反面折射出政治形式化的历史大势。

政治形式化之五是由选举而科举的人事选拔原则变化。“任人唯亲”的血缘原则与“任人唯贤”的德 性原则，其共同点在于都强调主体性或主观判断，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则指明了客观化的选人用人标 准，于是“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②的能士大量涌现。科举则是用人标准更进一步的形式化，当然 也无法保证“内圣”，但诚然为一种现实政治运行“不得已”的选择③。

政治形式化之六是税种和征税内容上的形式化。第一，征税对象的客观化：从以人头税为主转变为 以土地税为主的税收制度；第二，征收内容的形式化：日益由实物转变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属货币。 二者都充分说明了政治的形式化有利于人的流动性和自由，因为“按人头收税，更适合于奴役；按实物收 税，更适合于自由”④。

① 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2010年第 5 期。

②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39 页。

③ 李洪卫：《家产制、理性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问题——重审韦伯理性主义考察的进路》，《清华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

④ ［法］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             第261页；［法］卢梭著，李平沤译： 《政治经济学》，《卢梭全集》第 5 卷，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2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