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形式化。周朝是政治上的总其成，孔子则是思 想上的总其成，所以在此意义上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正是有了 孔子，形式化的政治才得以“发明”（发而使之显明）。鉴于周朝与孔子之间这种在政治与思想上的对照 关系，黄榦《徽州朱文公祠堂记》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②

由此反观《孟子》一书，就可以理解其结尾从帝王到素王的转变（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汉 代的素王论建构就是在德位不符的社会现实下对圣王形式化诉求的理论满足。因为“文王既没”意味着 圣王政治实践在人间的永失，而要使后人知晓心传，则只能凭靠“斯文在兹”的孔子言说，将文王形式化为 一种“文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孔门四科唯有“文学”系孔子创设③。周朝之后，秦始皇的立法（法家）和 汉武帝的立教（儒家）都是形式化的推进。“经学”就是推动政治形式化的典章，奠定华夏文明政治系统的 知识存量，决定未来可能的知识增量（阐释空间）。在这一意义上，章学诚才有了“六经皆史”的经史 判断④。

政治形式化之二是由血缘到地缘的政权组织原则变化，具体体现为官制与行政建制两个方面。其 一，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的转变，就是统治集团的组织原则由封闭的血统标准转向相对开放的功绩标 准⑤。其二，秦国重新在政治上统一中华文明而开辟秦朝，成为春秋战国的集大成者，其政治哲学意义是 重塑中华文明随礼崩乐坏而瓦解的政治形式，但也因此排除了中华文明初民时代的其他可能性。周秦 之变在组织原则上的体现是，秦朝统一天下得益于东方六国的游士宾客，所以采用强调地缘的郡县制取 代依照血缘规则的封建制，血缘的主体性作用被大大降低，意味着政治的客观化与形式化。

在反秦革命中，项羽为“合纵”的“纵长”，称“霸王”意味着在政治形式上无所创见，不过是把周朝王 者的封建制转变为反秦统一战线中霸者的封建制。相较而言，刘邦援引陈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宣示 的客观化原则，最终成为中华历史上首个平民出身的天子⑥。刘邦立国后，汉承秦制而继续推行郡县制， 既有历史洞见，知道皇帝制度与郡县制度为当时中国所能选择的最新的政治形式；又有反秦集团构成的 形势使然，非如此不足以凝结力量。虽然汉朝立国之初仍保留周制和秦制的混合，但汉高祖已经推动由 异姓王到同姓王的转变，而经过汉文帝、汉景帝的铺垫，汉武帝更是通过削藩最终落实了普遍郡县制。 可以说，秦汉时期，“中国实现了从军事征伐到官僚统治的关键转变”，这正是政治形式化的重要体现⑦。

政治形式化之三是统治空间的形式化。三代之中国，“只有东西之对峙，而无南北之纷争”⑧。从周 秦到两汉，中华历史发展以东西向为主，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游走，与可以通航的天然水道方向一致（跨经 度）。秦统一的基本方向就是自西向东，最后灭齐。东汉以后，中国历史“常分南北”⑨。鉴于晋室南渡带 动的大迁移和开辟大运河后南北水域的沟通（跨纬度），隋朝先巩固“北部中国”，再与“南部中国”统一⑩。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分界线。”⑪ 疆域变迁的开拓就是统治空间形式化的过程：从自然而然（正题），经人力开凿（反

①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第 23—24 6 88 页。

② 转引自陈嘉映：《说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年，第 6 页。

③ 吴小锋：《古典诗教中的文质说探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9—40 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 1 页。

⑤ 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4 页。

⑥ 董成龙：《〈史记·陈涉世家〉中的“首事”与“矫诈”》，《上海文化》2019 年第 7 期。

⑦ ［美］万志英著，崔传刚译：《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 19 世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05 页。

⑧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25 页。

⑨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 3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86 页；［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钱婉约等译：《中国史通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年，第 194—195 页。

⑩ 黄绍竑：《五十回忆》，长沙：岳麓书社，1999 年，第 295 页；赵俪生：《中国土地          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 100 页。

⑪ 葛剑雄：《普天之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