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唐宋明三朝税收

诸种政治形式化，最核心的是礼乐制度与仪式。“圣人制礼缘人情，制律缘人情”指出制度设计的形 式化要依循作为质料的“人情”，好的形式要“察于情与文之间”，“如得其情”^①。制礼作乐原本是为了“知 务”，可一旦形式化完成后就成了一套“流于形式”的制度与仪式，使人“情郁而不宣”^②。形式化退变为形 式主义，就意味着由礼乐达至人心的“践形”退变为对礼乐规范的“虚拘”，徒有“恭敬而无实”^③，只有形式之“礼”而没有礼之规范所对应的有情实质。形式化必然遭遇的困境是：对于内在德性足以力行的人而 言，不需要这种形式化的外在约束；而内在德性不足以力行的人，又只会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在约 束。形式化难免退变为形式主义，政治规范的“教化”最终沦为“虚应故事”^④。 

礼乐的形式主义退变就是从“为情而造文”到“为文而造情”^⑤。“道德仁义，非礼不成”^⑥，这是形式化 的必要性所在。但是流于形式后，“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⑦，“纯朴”之 质由此散尽^⑧。正是在此意义上，墨子提出：“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⑨墨子之所以学于儒而 非儒，就在于深知政治无法避免形式化，但又要十分当心流于形式的形式主义问题。其对儒家之“礼”的 批评，就在于形式主义的担忧，而不是否定形式化本身。 

四、儒道法思想平议与形式化的反思 

不独墨家有关于形式化的反思，儒家本身也有。上文已指出，贲卦代表文饰，但创设“文学”的孔子 却在占得贲卦后“意不平”^⑩。程颐对贲卦的释义是“专用情实，有文饰则没其情矣”，“所谓尚质素者，非 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在重视“质”的基础上主张文质彬彬^⑪。元人王申子也指出，贲卦提示不可以过 分强调文饰而“灭其质”^⑫。文饰是质料有序呈现的形式化，而“灭质”则是用形式化抽空了质料的形式主 义。经此提示反观孔子占得贲卦后的“意不平”，正是对形式化可能走向形式主义深表疑虑。 这一疑虑还涉及对“祖述尧舜”的“法先王”理想的反思。所谓“尧舜之时，天下已文矣”，表明汉儒已经意识到，尧、舜的治世处于主客体分离的政治形式化阶

①② 郭嵩焘：《郭嵩焘全集八·史部四日记一》，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61，134页。 

③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第372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8页。 

⑤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38页。 

⑥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页。 

⑦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55页。 

⑧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 759页。当然，“博文约礼”的本来面貌并非如此。参见吴飞： 《文质之辨与历史哲学——对历史主义的一个回应》，《开放时代》20         23年第6期。 

⑨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1页。 

⑩ 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 597页；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南 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