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资源，中国历史是文质交替循环的进程，当代学者亦有据此尝试重述中国历史的努力^①，质文代变的视野绵延不绝。

一、形式化的视点

质文代变或文质之辨暗含历史哲学观念^②，但是以“一质一文”对应朝代更迭，失之笼统约略，毕竟一 个朝代内部也存在文质之辨——比如，汉朝初年采取黄老之治休养生息是重质轻文，武帝立教则意味着 由质而文，因此很难以单一的质或文定义汉朝。《礼记·表记》就明确指出：“虞、夏之文，不胜其质。商、周 之质，不胜其文。”^③如果在文质之辨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哲学的思考，以形式化为视点，或许可以更好地 把握中国政治变迁的关节。

“质”与“文”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质料（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不能被简单视作呈现质料的表象而 认定为内容的对立面，更是对质料的编排与实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 之文也”^④讲的就是由质而文的秩序建立。如果脱离了质料，也就无所谓形式；但如果没有形式，质料则 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质胜文则野”）。尝试将“形式化”视作从政治哲学把握中国历史的一个视点，除了 来自中华本土思想中文质之辨的提示，还受到韦伯（Max Weber）有关“理性化”论述的启发。本文以“形 式化”为视点提出辨析中国历史的政治哲学论纲，并不是用它来简单替换韦伯的“理性化”以标新立异， 而恰恰是想回应韦伯关于中国的相关主张。

第一，韦伯认为中国注重等级秩序，所以“在形式上”是“官僚体制化的社会最完美的代表”^⑤。但这 个官僚制并非韦伯笔下作为理性化重要标识的现代官僚制，因为后者要专家化、技术化；而中国古代政 治制度选拔的是书法家和诗人而非擅长行政工作的官员，“君子不器”就意味着士人尚未专业化为依凭 理性化指令运作的机器^⑥。支配中国行政的不是专业官员，而是一种德性准则的“魔法观念”。鉴于儒家 基本原则是“高尚的人并非工具”，这就与“西方的客观业务的职业思想针锋相对”，也正是据此奠定了中 国行政管理的“反官僚体制”，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不是一个“理性的国家”^⑦。第二，韦伯确认的合法性有 三个来源，传统的统治是与理性的统治并列的^⑧。这样一来，认定中国统治正当性来自传统，就无法用理 性化模式理解中国政治。第三，韦伯将政治职业化的情况分为两种，即“为政治而生活”与“靠政治而生 活”^⑨，但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中国士大夫在生活与政治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可以说是“在政治中生活”。

综上，用“理性化”理解中国历史就会遇到韦伯概念系统的内部障碍。所以，本文所讨论的虽然与韦 伯的论题接近，但选择舍弃“理性化”而用“形式化”。“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差别在于形式化，形式化是 事物客观呈现的过程，通过“主观过程（与意义）的客体化（objectivations）”，“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常 识世界”才得以可能⑩。但形式化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化，它是可复制的、有秩序的客观化。统治关系的确 立是政治的客观化，但仍只是特殊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而不可复制；唯有统治标准的确立才是政治的形 式化，体现为制度或仪式，均可由文字承载而延续。理性化则是一种更具体的形式化，即以专业技术为规范的形式化。

   ① 黄前程：《文质相争与汉魏之际的治道嬗变》，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② 吴飞：《文质之辨与历史哲学——对历史主义的一个回应》，《开放时代》2023年第6期。

   ③④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7，717                   页。

   ⑤⑦⑧⑨ ［德］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             73—374，720，732，744页。

   ⑥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⑩ ［美］伯格、［美］卢克曼著，吴肃然译：《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