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哲学动态》2025年第3期。儒家的性命之学始于孔子,并集中体现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命题中。但这一命题一直被传统解释所局限,而不知所谓“罕言利”乃是“罕言”作为“仁道”实现之自然结果的“道义性功利”。孔子只是求“道”,尽性以求“仁”而“罕言”其结果,这就是“与仁”。由于“仁道”的实现与否深受“命”的限定,求“仁”不能不接受这一限定,因而只能“与命”。孔子把求“道”的终极期盼托付于“仁”和“命”,标明了他的性命论。“与仁”代表了孔子对人性实现的生命要求,“与命”则代表了孔子对生命受限性的深刻领悟。“与命与仁”的性、命托付蕴含极深的哲学义理:既引领人伦不懈地追求崇高理想,避免沉沦世俗;也化解人们因“求道”受困而生的绝望性悲剧心态。
原刊《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2期。自佛教传入中土 , 转轮王观念和以佛化治国的政治理念随即东来 。 南朝之际 , 受到 宋文帝积极于 “释氏之化” 的影响 ,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进一步推广这种教化 , 其积极劝请齐武 帝断杀受戒并登佛教转轮王位 , 推动武帝以佛法化民成俗 。这些教化模式对之后梁武帝时代佛教 国家化的全面展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因此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 , 南齐对于南朝 “以佛化 治国 ”传统的继承和推演 , 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原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形象学进入中国已有三十年之久,但对形象学的历史发展和一些理论问题,中国学界至今存在认知偏差,形成法国理论独大的局面。 法国学者的形象学研究,其实只是西方形象学之一隅,且很难说是主流。 因此,厘清文学形象学的发展史和重要节点是必要的。 而形象学的一个新的称谓,即“文化间阐释学”,颇能体现形象学论域的晚近发展;对于这一新的理解学说的阐释力,值得深入探讨。 赓续哲学阐释学之要义,文化间阐释学既关乎如何理解文化他者的科学方法,亦重视人类理解的条件问题。 对于文学中的“形象”及其功能的研究以及自我与他者的认知研究来说,文化间阐释学充实形象学范式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对文学形象学的哲学思考,涉及文化间理解中的“陌生性” “前见” “前理解”等诸多问题,以及文化的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之间的关系。
原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近代日本是继英国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鸦片侵略中国最甚的国家。 对华毒品贸易表面上是一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冲突,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则是日本与华盛顿体系间的冲突。 一战后,为约束日本独霸东亚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建立起了华盛顿体系。 但奉行侵略扩张“大陆政策”的日本,则要谋求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东亚新序”。 在此过程中,日本选择了成瘾性强、利润高的对华毒品贸易为突破口,从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以充实所需资金。 日本为规避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攫取利益以实现侵略扩张的国家追求,采取了禁毒与纵毒的两面性应对策略。 日本毒化中国的行为是对华盛顿体系的挑战,但在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上,美国和英国采取了和对待“九一八事变”同样的绥靖政策,致使日本在对华毒品贸易上变本加厉,并最终通过设置“兴亚院”以统筹鸦片贸易,选择退出国联鸦片常设委员会,以巨额毒品利润助力构建“东亚新秩序”。